本周四（3月26日）华尔街的基准指数标普500收跌1.7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更是大跌2.38%，双双创下1月20日以来最大跌幅和六个月以来的新低。导致美股科技股重挫的正是一位20岁女性KGM针对Meta和谷歌的里程碑式诉讼。加州陪审团周三裁定，Meta和谷歌应对KGM自幼年时便沉迷于社交媒体的女性的抑郁和焦虑负责，并赔偿她600万美元。这一判决让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为其在加剧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了法律责任，突破技术中立原则，市场担忧大型科技公司面临更多巨额法律风险。这一里程碑式的司法实践，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在应对青少年社交媒体依赖及其心理健康危机时，所面临的法律空白与治理挑战，其启示意义深远。
一、大型社交平台“产品责任”范式的确立
KGM案的胜诉，标志着司法实践开始将社交媒体平台重新定义为“产品制造者”。该案件原告律师的策略极具启发性：突破在于绕过了困扰美国互联网法律三十年的"第230条陷阱"。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确立了平台的"安全港"原则，使其对用户生成内容享有豁免权。原稿律师团队采取了极具策略性的诉讼路径：不聚焦于平台承载的具体内容，而是直指平台架构本身的"成瘾性设计"——无限滚动（infinite scroll）、算法推荐、自动播放、推送通知、点赞机制等功能被论证为刻意利用未成年人的神经心理弱点，构成"数字赌场"式的产品缺陷。陪审团最终认定，平台设计是原告心理伤害的"实质性因素"（substantial factor），这一因果关系判定为后续数千起类似诉讼奠定了事实认定基础。
KGM案的判决具有多维度的范式意义。其一是归责基础的转换，从内容审查责任转向产品设计责任，将平台定性为可规制的"产品"而非不可触碰的"言论广场"；其二是注意义务的重构，确认平台对未成年用户负有特殊的警示义务与安全设计义务，违反该义务即构成过失；其三是因果关系的创新认定，在复杂的多因一果情境中（原生家庭问题、校园霸凌与平台使用并存），陪审团仍认定平台设计缺陷是构成KGM罹患严重心理疾病的"实质性因素"，显著降低了原告的举证难度。正如原告律师Mark Lanier所言，此案是"向整个行业发出的信号：问责时刻已经到来"。
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将平台的责任从被动的“内容审核”推向了主动的“产品安全”。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平台不能再以“我们只是工具，如何使用是用户的事”为由推卸责任。当一种产品的设计本身就蕴含着可预见的、对特定群体（未成年人）的伤害风险时，其制造者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为后续数千起类似诉讼打开了法律通道，也迫使整个科技行业重新审视其底层商业逻辑与产品伦理。
二、我国青少年社媒依赖的现状与法律治理的空白
我国青少年面临的社交媒体依赖与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严峻。相关数据显示，我国18岁以下青少年网瘾率约为15%，其中12-18岁年龄段高达22%。社交媒体已成为青少年焦虑、抑郁、身体意象障碍（body dysmorphia）等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然而，与问题的紧迫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相关法律规制上仍存在显著空白。
当前我国的监管框架主要侧重于“内容治理”与“时间管理”。例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规，重点在于规范平台的内容审核义务，防止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传播，并推行“青少年模式”以限制使用时长。这些措施固然必要，但它们大多停留在“内容”与“时间”的表层，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数字产品设计”。
我国法律尚未明确将“数字产品成瘾性设计”本身界定为一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产品缺陷”。科技平台普遍采用的无限下拉、算法推荐、点赞排名、虚拟礼物等机制，虽然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有所提及并要求进行“适老化及未成年人模式”改造，但缺乏对其成瘾性机理的深入法律剖析和强制性设计标准。换言之，我们规治的是“用户看到了什么”和“看了多久”这种表面的用户现象，却尚未规治“平台是如何让用户停不下来的”这种技术陷阱。这种法律空白，使得大型社媒平台在追求用户增长与粘性的商业目标驱动下，其产品设计依然可以游走在伦理与法律的灰色地带，将商业利益置于青少年的心智健康之上。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证据法层面的障碍。中国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青少年用户及其监护人难以获取平台的内部算法逻辑、用户行为数据及设计决策文件。即便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可携带权"与"可解释性"原则，在实践中也面临技术壁垒与商业机密保护的阻碍。相比之下，美国KGM案诉讼中的证据开示（discovery）程序使原告得以获取Meta内部邮件与研究报告，构成胜诉的关键基础。这种程序法差异凸显中国在平台问责机制上的系统性短板。
三、启示：构建以“设计责任”为核心的数字治理新范式
美国KGM案原告的胜诉，为我国破解青少年社媒依赖困局提供了宝贵的镜鉴。它启示我们，未来的数字治理必须从“内容监管”迈向“设计监管”，构建一套以“数字产品责任”为核心的法律与伦理框架。
首先，应明确社媒平台内容就是一种有责任的“产品”，打破“技术中立”的迷思。长期以来，互联网平台借助"工具中立性"论证，将自身定位为信息流通的被动管道，从而逃避对算法推荐、界面设计等主动行为的伦理与法律责任。KGM案揭示了一个被刻意遮蔽的事实：现代社交媒体平台绝非中立的技术基础设施，而是经过精密行为心理学设计的"注意力收割机"，其根源在于平台内容并未纳入到“产品”的范畴。将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数字内容界定为一种"产品"，需突破"产品"概念的物理性预设，这在理论论上并非不可逾越，欧盟《数字服务法》已将数字平台纳入"产品安全"监管范畴。任何"产品"出现安全问题，令购买和使用方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就是存在"产品缺陷"，生产和提供产品的一方必须承担责任。
其次，应在司法与立法层面探索对“成瘾性设计”的法律责任认定。中国《民法典》第1202条至第1203条确立了产品缺陷责任，但传统上适用于有形动产。可具操作性的路径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框架下，将社媒平台的成瘾性设计认定为"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公平交易行为，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退货、更换、修理"责任可扩展为算法调整与功能限制义务。 我国可借鉴KGM案的司法逻辑，在相关司法解释或未来立法中，明确将“以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沉迷为目的的数字产品设计”纳入《产品质量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制范畴。当社媒平台的设计特征（如无法关闭的自动播放、针对未成年人的精准成瘾算法）被证明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时，平台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将倒逼企业将“用户福祉”（user well-being）内化为产品设计的核心考量，而非事后补救的公关说辞。
再次，应建立“数字产品安全评估”制度。如同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汽车等实体产品在上市前需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估，对于主要面向未成年人的数字产品，也应建立一套前置性的安全评估机制。该机制应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或监管部门主导，重点评估这些产品的交互设计、算法逻辑、通知机制等是否存在诱导成瘾、加剧焦虑或扭曲自我认知的风险。对于评估不通过的设计，应强制要求整改。例如，可强制要求社媒平台所属的高科技公司提供“无算法推荐”的纯净模式，或限制美颜滤镜的过度使用，从源头上减少设计带来的心理伤害。
最后，应推动社媒平台商业模式的伦理转型。KGM案揭示了“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的内在悖论：平台的盈利模式建立在对用户注意力的极致榨取之上，但用户上瘾机制的客观存在比然摧毁其身心健康。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探索超越“时长即收益”的替代性商业模式。政策层面可鼓励和支持那些以“用户价值”而非“用户时长”为考核指标的创新应用，例如订阅制、功能付费等模式。同时，监管部门可考虑对基于成瘾性设计获取的超额利润征收“数字健康税”，并将税收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与相关研究，实现社会成本的内部化。
在算法资本主义时代，未成年人的注意力与心理健康已成为平台竞相收割的"数据原料"，这种商业模式的伦理正当性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美国加州法院KGM案的判决不仅是一场法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对数字资本主义底层逻辑的深刻拷问。它提醒我们，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必须警惕技术对人性的异化。对于我国而言，填补法律空白，将“设计责任”纳入数字治理的核心，不仅是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迫切需求，更是引导我国互联网行业走向健康、可持续、负责任的未来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科技向善”的数字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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